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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后世所存宋版书大都是南宋刻本，故关于北宋的刻工所知寥寥，而南宋刻工所知较多。据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据日藏宋版书一百三十种统计，计有刻工一千七百人，除去只署姓，或只署名而无姓者，共一千三百人。我国学者张秀民先生，致力于我国古代出版史的研究，于一九八九年，出版了《中国印刷史》这部巨著。他说:“笔者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宋本三百五十五种，及上海图书馆、浙江图书馆、宁波天一阁所藏宋本数十种，又找出约七百人，其中大部分可补长泽氏之不足。因宋本蝴蝶装，许多姓名被黏在板心内，不易看出，所以数字不全。若加入《碛砂藏》中刻经人孙仁等四百二十三人，宋刻工总数可考者近三千人，只存十一于千百而已”
旧 书书是一种工具，是传播文化知识、教授技能的一种文字载体，是文字变化组合的产物，也是文化的传承。书无新旧；不同类别的书涵盖着不同的文化类型，不同的文化思想、不同的文化修养。
清代中期以后，西方的思想、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，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。在上海土内湾一带(即今日的徐家汇)，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，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，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《康熙字典》、《紫光阁英雄谱》等。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，不仅印刷周期短、生产效率快，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，印刷成品也很逼真，且价格低廉，深受当时学人推崇，很快得以风行。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，大部分采用手工纸，单面印刷，为了降低成本，往往开本很少。这类书中如《点石斋画报》、《芥子园画谱》等印制精美，艺术价值并不低。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，如《四书备旨》、《五经》等，大不盈寸，可握于掌中，十分有趣。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，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，至今价格仍然很低，不过二三十元一册。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。制作，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，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，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，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，不妨从此入手。
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，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。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，除翰林院、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，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，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、玉牒与《大清会典》;昭仁殿专收宋、金、辽、元、明的善本;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。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“天禄琳琅”藏书。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，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，到民国年间，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，有些流散到民间。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，五织锦封面，宣绫包角，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处，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“古稀天子之宝”、“八征耄念之宝”、“太上皇帝之宝”、“天禄琳琅”、“天禄继鉴”等五方玉玺，称之为“乾隆五玺”。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、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，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，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