宝山区高价旧书籍回收市场
朱弁在《曲消旧闻》中写道:“宋次道家藏书，皆校雠三五遍，世之藏书，以次道家为善本。”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:“唐以前，凡书籍皆写本，未有模印之法，人以藏书为贵。书不多有，而藏者精于雠对，故往往皆有善本。”从以上可以看出，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。明代和清代中前期，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。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:“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，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，精校细勘，不讹不缺之本也。善本三义有三:一曰足本(无缺卷、未删削)，二曰精本(精校精注)，三曰旧本(旧刻、旧抄)。”当时的旧刻、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。
产于浙江富阳、萧山等县，以富阳之大、小岭的出品为更佳。原料用石竹，微黄，较毛边稍次。元代末年印书常用，质地粗糙，纸面涩，背面多碎草屑，既厚又脆，故被称为梗棒纸。产自四川，薄而匀。纸幅大，无矾性，用以粘补黄竹纸书为合宜。近似毛边纸，但不如毛边纸柔软。因其厚硬，不适于修补书叶，但适宜染做书皮。比毛边稍厚，金陵书印书多采用。产于福建连城，故名。有大、小两种，分别称“大连史”、“小连史”。连史纸原料中有一定比例的韧皮纤维，故有人把它列入棉纸类。但现今制造的大连史纸原料中竹子占的比例很大，所以也可列入竹纸类。这种纸洁白匀净，正面光滑，背面粗涩发滞，但没有草屑粘附。纸料细而耐久性强，与棉连相似，惟韧性稍逊于棉连。托墨、写字易洇，清代乾隆以后用以印书者较多。它是修补装潢古书的必备纸张，用作普通线装书的补镶、衬或扉叶均可。尤其适宜作竹纸书籍的扉叶，但不宜用作书皮。
*** 战争以后，洋务运动兴起，清代 *** 提倡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主张，这一时期，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、法律、科学、文化作品。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，由西洋传教士主持，中方人士协助，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法学作品，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《万国公法》、《公法会通》等，此后上海的制造，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《法律医学》、《化学鉴原》、《英国水师章程》等等。此后外国政治、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，举国上下纷纷效仿。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《法意》、张相文翻译的《契约论》等。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《黑奴吁天录》等一批文学作品。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。在所谓“格致救国”的口号下，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，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《中西闻见录》和上海格致书出版的《格致汇编》有影响。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，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，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，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，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。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，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，百年以来，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，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，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，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，可见识货者颇多矣。
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，中国就发明了造纸术，纸的发明与改进，促进了书籍的社会生产。大约在一千三百年前，中国又发明了雕版印刷术。九百多年前，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。这一系列重大发明，不但使书籍的社会生产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，也使人类文明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。这是中国民族为人类文明与进步作出的伟大贡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