静安区旧书回收
如商务印书馆所印百衲本“二十四史”，其中所收《南史》，题为元大德间刊本，但据学者王重民先生考，“乃其刻工十八九同于明初所刻《北史》”(见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)，可此书并非元刻本，更非元大德年间刻本。北京图书馆藏有另一部《南史》残存二十六卷，即《本纪》四至七、《列传》一至五、二十八至三十、三十四至四十四、五十八至六十。王重民先生说:(此本)下书口记刻工，大都为朱敬之、徐进卿、何甫三数人所刻。敬之或署朱苟，或单署敬
*** 战争以后，洋务运动兴起，清代 *** 提倡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主张，这一时期，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、法律、科学、文化作品。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，由西洋传教士主持，中方人士协助，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法学作品，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《万国公法》、《公法会通》等，此后上海的制造，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《法律医学》、《化学鉴原》、《英国水师章程》等等。此后外国政治、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，举国上下纷纷效仿。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《法意》、张相文翻译的《契约论》等。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《黑奴吁天录》等一批文学作品。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。在所谓“格致救国”的口号下，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，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《中西闻见录》和上海格致书出版的《格致汇编》有影响。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，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，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，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，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。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，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，百年以来，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，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，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，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，可见识货者颇多矣。
大部分旧书本的命运只有两种，蒙尘或者变为废品。如何改变它们的厄运、提高它们的价值值得深思。经过仔细考虑，笔者提出了以下建议:高校设立相应机构，通过大力宣传，争取让应届毕业生离校之际捐出旧书本，并对其进行回收，供下届贫困学生无偿使用。
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，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。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，除翰林院、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，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，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、玉牒与《大清会典》;昭仁殿专收宋、金、辽、元、明的善本;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。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“天禄琳琅”藏书。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，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，到民国年间，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，有些流散到民间。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，五织锦封面，宣绫包角，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处，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“古稀天子之宝”、“八征耄念之宝”、“太上皇帝之宝”、“天禄琳琅”、“天禄继鉴”等五方玉玺，称之为“乾隆五玺”。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、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，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，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