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山区高价旧书回收地址
*** 战争以后，洋务运动兴起，清代 *** 提倡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主张，这一时期，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、法律、科学、文化作品。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，由西洋传教士主持，中方人士协助，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法学作品，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《万国公法》、《公法会通》等，此后上海的制造，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《法律医学》、《化学鉴原》、《英国水师章程》等等。此后外国政治、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，举国上下纷纷效仿。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《法意》、张相文翻译的《契约论》等。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《黑奴吁天录》等一批文学作品。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。在所谓“格致救国”的口号下，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，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《中西闻见录》和上海格致书出版的《格致汇编》有影响。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，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，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，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，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。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，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，百年以来，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，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，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，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，可见识货者颇多矣。
中华文化源远流长，历代产生的典籍数计，据不统计，留存至今的尚有8万余种之多。对古籍的分类整理也很早就开始，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，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，由刘向、刘歆父子先后主持，内容包括搜辑、校勘、分类、编目等，编成了中国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《七略》。《七略》将当时搜辑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、诸子、书、数术、方技、诗赋六大类，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，总题《七略》。该书早已亡佚，但它的基本内容都被保存在班固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，因此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成为今存早的古籍分类目录。
从以上可以看出，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。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，了解这一进程，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。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，或改为包背装，或改成线装，但仔细观察，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，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。何谓旧书？按照我的理解，通常不外乎两种:一是指出版时间久远的书籍，二是指书的品相新旧程度。喜新厌旧是人们的普遍心理，同样，大多数读者恐怕都喜欢看新书，而对旧书是对所谓过时的旧书往往不屑一顾，甚至弃之如敝履。应该说，喜欢读新书，接受新的知识、新的理念，没有什么不对，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在知识不断更新、信息大爆炸的时代，新知识层出不穷，各种信息令人眼花缭乱，需要我们与时俱进，紧跟时代的步伐。但即便如此，也决不意味着就可以将旧书束之高阁，甚至一股脑儿扔到废品站。其实，旧书中不乏经典，而且出版时间越是久远的书籍，越是经典，越是受用。相比较而言，很多经典的旧书往往比那种被称之为“快餐”的新书更有味道，也更有价值。事实上，书越久非但不会贬值，反而还可能增值，一如考古，越古老越值钱。须知，经典的东西不会过时。一代伟人毛泽东就喜欢读旧书，读经典，他不仅读过二十四史等重要历史书籍，还读过很多外国名著。很多著作都是多次反复阅读，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就读了三遍。很多经典的书，不仅毛泽东自己爱读，而且还推荐给其他人看。据说，毛泽东就喜欢《何典》一书，在延安时期，他还曾两次寄书给在苏联求学的毛岸英和毛岸青。事实上，当自己读到一部好书，哪怕是旧书，如果能有知音共鸣一下，一如一个爱美的小姑娘穿了件新衣裳当即就找到了镜子，那种感觉实在太美了。也许有人会问，当下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，人们的生活节奏普遍在加快，新书都读不过来，哪还有时间读旧书？这其实是陷入了一个误区。一方面，旧书和新书都是书，只要是有用的书，就是好书，都应该读；另一方面，很多人之所以只热衷于读新书，除了所谓的忙，没时间，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浮躁心理在作怪罢了。对很多人来说，忙其实是一种借口。道理很简单:为什么应酬有时间，打牌有时间，就是读书没有时间。借用一句看似低俗但很形象的话说，“时间就像乳沟，挤一挤总是有的”。其实，对我们很多人来说，旧书不是多了，而是少了，正所谓:书到“旧”时方恨少。明乎此，我们应该树立一种“喜新而不厌旧”的读书观，在享受新书的同时，善待旧书，多读旧书，常诵经典，真正做到温故而知新。
书籍系指那些以传播知识、介绍经验、阐述思想、宣传主张为目的，经过编制或创作，用文字写、刻、印在一定材料上的著作物。以此为标准，正规书籍大致出现于春秋末期。相传孔子删述《六经》，“韦编三绝”，可见这时已出现了竹木简的书，此外还有写在丝织物上的书，称为“帛书”或“素书”、“缣书”。《墨子》说:“书于竹帛，镂于金石”，这是对纸书出现以前书籍制作材料的高度概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