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刻工又称“镌手”、“雕字”、“刊字”、“雕印人”、“匠人”等等，是雕刻书版的工匠手。不少古籍，在每版的中缝下方(即下书口)都记有刻工的名字。这些名字，对一般图书来说，当初可能是为了计酬所留，同时也便于主事者追究责任;对的图书，如佛经、佛像等来说，可能是为了积功德，故大都留下了刊刻匠人的名字。这些名字虽然都很简单，但是，因为一个人的技艺总有自己的风格，再参以记名，就很容易区别;同时，一个人的艺龄，如果从二十岁开始计算的话，一般的大约不会超过五十年，或者说，大体应在四十年左右。这样，我们凭藉刻工这两方面的因素，就不难从已知刊刻年代的古籍的刻工，推论出不明刊刻年代的古籍的大体刊刻时间。这对辨别伪本亦大有益处。
中华文化源远流长，历代产生的典籍数计，据不统计，留存至今的尚有8万余种之多。对古籍的分类整理也很早就开始，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，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，由刘向、刘歆父子先后主持，内容包括搜辑、校勘、分类、编目等，编成了中国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《七略》。《七略》将当时搜辑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、诸子、书、数术、方技、诗赋六大类，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，总题《七略》。该书早已亡佚，但它的基本内容都被保存在班固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，因此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成为今存早的古籍分类目录。
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，其中殿版自不必说。以地方官署而言，由于行政设置不同，又有府、州、县各衙门的不同，清代中期以前，地方官署刻本，常注有“本衙藏版”的说明，此表示其的。此类刻本多为“官箴”或者“则例”、“章程”三类，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、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。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，组织各异，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，颇具文献价值。关于清代晚期的“本”，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，当属官刻本的延续，乃由清朝地方官吏，冀图振兴经义，讲求国文传统，访求造书，详加精校，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。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，在清代的出版史上，可谓独树一帜。另外还有一些“书”，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，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，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，如北京的开智书、四川的锦江书、上海的同文书等等，这类书，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，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。由于书的情况复杂，对“本”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，但目前市场“本”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，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、校勘精到之作，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“本”多有留意，或者会有不少收获。
书籍系指那些以传播知识、介绍经验、阐述思想、宣传主张为目的，经过编制或创作，用文字写、刻、印在一定材料上的著作物。以此为标准，正规书籍大致出现于春秋末期。相传孔子删述《六经》，“韦编三绝”，可见这时已出现了竹木简的书，此外还有写在丝织物上的书，称为“帛书”或“素书”、“缣书”。《墨子》说:“书于竹帛，镂于金石”，这是对纸书出现以前书籍制作材料的高度概况。